| 10/19/2009
對於西九來說，我們並不存在
（刊19/10 明報世紀版）
西九諮詢十月開始。近月，爭取文學館的聲音沸沸揚揚，連結了左中右、文學界與藝術界、著名作家與普羅巿民，不少巿民簡直以為文學館快落成了。九月七日我在立法會西九會議上以「文學館倡議小組」名義發言，要求十月開始的西九諮詢將文學館納入諮詢議程，而會上西九管理局與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袞袞諸公，均表示「持開放態度」。誰料，到諮詢開鑼，事實才擺在眼前：在西九規劃裡，文學完全沒有位置。
文學人， 西九與你無關
所謂文學在西九完全缺席，並不是指規劃藍圖裡沒有文學館的計劃這麼簡單。問題在基礎的部分。西九的規劃需要諮詢，需要不同藝術界別中的不同位置的持份者，從他們的角色去給予專業意見。而令人驚異的是，在西九的整個諮詢組別、持份者的定義中，竟然不包括任何一個文學團體或獨立文學作者。而根據持份者身分而制訂的諮詢問題，也根本不包含文學角度出發的關懷。換言之，這明明白白的表示，在西九管理局眼中，文學人口不是西九的持份者，西九的規劃里拒絕肯定任何從文學角度出發的意見之地位。根本還未輪到討論要不要建文學館，整個龐大的文學人口、文學研究者、作者、愛好者，對於西九管理局來說，並不存在。
西九規劃曾被譏為諸侯占據、掛文化羊頭賣地產狗肉、豪宅後花園。而現時這份諮詢名單，其實可稱多樣化，除了藝團、舞團、劇團、展覽中心、畫廊、藝術刊物、傳媒、贊助藝術的財團等之外，還有許多令人驚喜的發現：比如，在「視覺藝術、設計、流行文化和活動影像方面的藝術協會╱藝團」組別的持份者中，包括「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有限公司」；在「商業畫廊、拍賣行和展覽中心租戶」組別中，可見澳門的「威尼斯人」；在「社區團體、區議會、立法會、少數族裔團體」組別中，遠至「鯉魚門街坊福利會」等等也名列陣中。西九持份者的定義看來無遠弗屆，但唯獨是文學，一個本來就是藝術中的很重要成分的範疇，西九管理局卻完全視而不見。
文學本在生活中俯拾皆是，我敢說，這種把文學視如不見的態度，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是不可能出現的，唯有香港才有這樣的怪現象。這是由香港的古怪殖民歷史導致的，而號稱要引入藝術營運新思維、打造藝術展覽新局面的西九，是否要把舊殖民的愚昧痕跡印刻在西九龍最後一塊美麗地皮上？
驅逐文學是殖民餘緒
翻開歷史的陳年爛絮：從香港文學內部的發展來看，早期由三四十年代的南來文人作品起，直至目前一般學生投稿，普遍的文學作品都有追求內在靈性、反抗人往純經濟或利益考慮的方向墮落——而偏偏香港在回歸以前以後，都被指定要「唯利是圖」。我看著早期南來文人的傑出作品，他們無法忍受空間與視野同樣狹窄的香港，無法忍受殖民地文化處於高位、拜金勢利的社會，這樣的作品殖民地政府怎會歡迎？可悲的是，裡面批判的到現在仍然適用。文學大概永遠是統治者心頭的一條芒刺。
從外部文化政策來看，港英政府的文化政策本是六七暴動之後，以「提供娛樂」的方式幫助治理綏靖，因而以演藝表演為主，讓民衆成為乖乖坐著的「觀衆」，表演場地又由官方管理，柔性地滅絕反抗——而文學一來是較精英，二來是讀書寫作往往在家中不受管制，港英政府便乾脆將文學邊緣化，即是讓社會上不至於完全沒有文學，但又始終不讓文學正名、與其他藝術或社會範疇平起平坐。比如政府辦文學事務及活動，歷來是交予圖書館的，彷佛文學只是閱讀的一個選擇，而非滲透日常生活的人類精神財產。更重要的例子，是藝術發展局的「一年資助團體」，文學界別是不能參加的。所謂一年資助團體，其行政費用會受資助，即藝術發展局認同該團體日常運作是有助發展和推廣藝術的。而文學團體，是在架構上就已被否定了成為「一年資助團體」的可能，即藝術發展局認為文學團體日常運作毋須支持。
文學界別的「團體」角色，一般以文學雜誌代之。但文學雜誌一般只獲雞肋式資助（稱得上合理的稿費、設計費、編輯費，絕對不可能三者兼得），而且原則上是對出版的資助，並非資助團體營運，雜誌多搞周邊活動，是自願性質，也不計算入編務工作。藝團、劇團會搞表演、展覽、座談、出版……各式的連結，這些都有助于營造及提升城巿整體的藝術氣氛，凝聚界別。而文學界別也一直有人在做這些，無論是否拿資助，各本文學雜誌都知道工作不止于出版，而是要提高文學在城巿中的能見度。各書店、大中小學，甚至街頭的講座、交流、作品分享、詩歌多媒體匯演、crossover 創作計劃、讀書會、文學展覽，一年大大小小都有逾百樁，這些都是需要策劃營運才能出現的。比如我個人，除常規編輯工作外，每月至少必須與三個以上希望與《字花》合作的團體接洽開會（未計出席相關文學活動），而不但這些工作藝發局原則上不資助，每月的編輯費也只等於我去做一次中學演講。
文學人一向重義多于利，即使沒有錢，講者免費來、活動免費策劃、書店場地義助，以游擊形式組織，熱心從無懈怠。文學活動在民間活躍出現，換來「沒資助已經存在，又何必資助」的怪圈邏輯，雜誌旋起旋滅，實際運作經驗無法傳承的苦處，只看一代人的熱情能燒多久。現在辦文學雜誌，早已超越紙面，工作也由出版雜誌而更趨向藝團的多面向形式，藝發局以為文學團體工作等同出版，是非常落伍的。而既將文學雜誌理解為文學團體，至少應向外反映（藝發局網頁刊出「一年資助團體」，文學界別又是一片空白）文學雜誌的代表性角色吧？種種缺失，導致在建制眼中文學人口隱形，也不讓以文學角度出發的意見，在40 公頃的西九文化藝術區規劃里得到肯認和反映。
讓文學帶起藝術互動
回到西九諮詢問題。在原初的策劃理念上，作為一個綜合文化藝術區，西九本著重藝術範疇之間的互動性，整個西九文藝區，不能是各自為政、分崩離析的，而應是一整個有機體。西九在此階段的諮詢，卻跳過了綜合有機的大原則——諮詢問題很實際，很重硬件，比如詢問未來戲曲中心的使用者，觀眾席應建一層還是兩層？卻不問問，在軟件方面，戲曲中心希望如何與周邊的劇場與博物館，合辦主題活動，在城中推動共同的藝術議程。
月前張堅庭導演在自己的專欄里反對建文學館，文中聲稱「多媒體藝術更與文學表達愈走愈遠」，真是脫離現實。不但如今的文學活動多是音樂、影像、舞蹈結合，就拿電影來說吧，改編自名著、通俗武俠小說的電影不知凡幾，許鞍華改編過張愛玲的《傾城之戀》、《半生緣》，王家衛《花樣年華》明顯是向劉以鬯《對倒》致敬，羅永昌《天生一對》本以西西《哀悼乳房》為藍本，連最近荷李活的《D9 異形特區》，明眼人絕對能認出卡夫卡《變形記》。文學根本無處不在，一向是為其他媒體之所本，從來有跨媒體性格，只有殖民地養成的文學瞎子，才敢這麼大聲地否定文學。讀文學至少教人謙虛。
意欲將文學自藝術整體中分割出去，這是完全背離中國傳統藝術觀念和國際藝術常識的。衆所周知，文學作品是許多音樂、繪畫、電影、建築、戲曲、視覺藝術作品之所本，文學的許多概念也直接影響到其他藝術範疇的概念和批評（比如我們會聽到影評人分析電影剪接的「語法」），一個思潮或藝術風潮之湧現，也總是在各個藝術範疇里一起萌生（比如結構主義在語法學、繪畫、建築、電影的不同演繹），諾貝爾文學獎更一直是中國人的心結。
如今所有香港文學雜誌都熱烈地搞跨媒體互動，我實在很希望，文學能夠以其互動、民間出發的性格，改變西九現時硬件先行、分崩離析的狀態。比如大型外國劇團來演《美狄亞》，如果我們有一間文學館，就可以同時推動介紹希臘悲劇的講座、展覽，從黑格爾談到王國維；比如視覺藝術展出水墨，文學館就可以介紹文人畫題詩傳統、詩畫互涉、印章雕刻與鑑別學問；文學館可以推動本土年青創意社群，製造限量發售的文學小商品（如張愛玲布書套、也斯食物詩筷子、曹聚仁煙灰缸），支持本土的創意商品巿場。
不諮詢，逼人上街？
這樣的文學館是一個動態的藝術平台，讓整個西九更能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退一萬步來說，從文學角度出發的意見，是可以改善西九的吧？一個喜愛文學的人，對西九的想像和意見，應該是西九需要考慮的吧？如果以往沒有把文學包含進來是「歷史的錯誤」，那麼現在馬上修訂持份者定義，首先吸收文學雜誌、文化書店、出版社等等有文學策劃經驗的團體之意見，進行諮詢，應該不太難吧？
作為一個文學愛好者，看到西九目前這樣的諮詢定義，我心鬱憤。一個族群如果不被承認其存在，可以如何呢？諮詢政治崩潰時，最常見的方法是遊行示威，街頭相見。是否要把那些本來在家里讀書寫作、只想在一個文學空間里悠閑尋索的人，都迫到要舉牌示威，你才肯承認文學人口存在？希望西九管理局能夠聆聽，文學館倡議運動自五月以來從民間運動累積的聲音，顯示他們能夠有就社會現況改變的彈性，將文學館納入諮詢議程——至少將文學人口納入持份者定義，對文學界進行組別會議諮詢。至於藝術發展局，應該與時並進，即使維持以文學雜誌代替「一年資助團體」，但向內必須將雜誌的日常行政工作納入考慮資助範圍，向外申明文學雜誌有文學界資助團體的角色，讓文學的聲音在建制內有反映、在社會上被看見。這僅僅是對我城每年逾百的文學活動表示肯定——肯定它們存在，並推動了我城的整體藝術發展。
posted by TSW，或鄧小樺 @ 10/19/2009 06:29:00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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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傑偉﹕周秀娜對文化研究的提問
【明報專訊】周秀娜與李小良對話，引來流行周刊與報章圍攻，大罵周秀娜無腦，極盡尖酸刻薄之能事；傳媒中人對從事文化研究的李小良亦不客氣。有線電視製作半小時節目，批評李小良中英夾雜、語意不詳、淺入深出。評論筆伐者眾。張堅庭以「大小不良」為題，把李小良與甘乃威相提並論。林奕華的文章最鋒利，直刺要害，文題〈問周秀娜，不如問自己〉，指追問周小姐「快不快樂」，倒不如追問買寫真及攬枕的消費者甚至是李小良本人「快不快樂」，這才是周秀娜現象的核心所在。
模對碰學者，引起如此巨大的迴響實屬罕見。其中不單有香港媒體對性感情色的迷戀，以及港人長年對少女展現性感的百般禁忌，更暴露了近年流行於學術界的文化研究的種種異狀。有關媒體與情色，評論甚多，不贅。近年文化研究已普及於社會運動及文化評論，亦常見於思潮版的文章。今次事件把這門熱門學問推出台前，並以「廢」的形象現身，令人頗為錯愕。事件一方面加深了傳統學科對文化研究的輕視，另一方面亦加深了學界與媒體的隔閡與偏見。部分公眾人士再一次「證明」學者言談深奧。而諷刺的是，文化研究其中一個重點，是要介入流行文化與普羅市民的生活。如今介入不成，反被疏遠，是否有點黑色幽默？李小良本意要抗衡精英階層對模的歧視，卻變成是模再一次被流行媒體踩成胸無半點墨的尤物。學術高調，現實難纏，雙方的橋樑破裂了。借用李語，文化研究的學者與粉絲，「有冇欲望同衝動梳理一下複雜自己」？
文化研究貢獻：打破文化高低
先申報利益。我與李小良不算深交，但是有講有笑的朋友，而我亦曾經有幾年熱中於文化研究。所以下文是自我反省多於對事件的批評。必先肯定，文化研究其中一個貢獻，正是打破文化高低之分，把流行、通俗、市井生活引入大學作嚴肅分析。文化研究自80年代由英美傳入香港，在90年代為人熟識，影響不少人文及社會學科，並於嶺南大學成為專門學系。文化研究學者大多有一傾向，就是不理會文化等級，凡是人心嚮往而有社會效應的，均可引入學術殿堂。科大對談之前，有批評指模通俗，不應入侵大學。當然李小良與同仁不會苟同。模現象，不單涉及情色、女體、禁忌、壓抑、成長、性感消費，甚至是新一代的價值與機遇。模這個標籤可能曇花一現，但上述的引伸問題卻是時代問題。所以模研究與《紅樓夢》之類的文學研究，同樣有深厚的學術價值。
意願雖好 加深雅俗鴻溝
我相信李小良的良好意願是要打破雅俗屏障，但可惜客觀效果是加深了雅俗的虛偽鴻溝。我從有線電視的報道，知道周秀娜為尊重教授與大學生，選了得體的衣飾，預先讀了些辯論口才的工具書。外人看來這可能是「臨急抱錯佛」，但從有線的訪問可見，周秀娜心目中，走入大學是高攀。她是認真面對。最後不知如何回答教授的問題，竟說了一句「後悔不好好讀書」，再一次肯定「唯有讀書高」的民間信念。但不要忘記，她成功出位，正正不是靠學歷打出名堂。看見她屈從於大學這個高級牌匾，然後傳媒踩之而後快，從這個角度去理解周秀娜那一句「好深啊」，我覺得她是學術語言的受害者。李小良一番善意，只是無心之失。他的用語，如「moments」、「愉悅」等，就算問一個大學三年級的高材生，她也可能「O晒嘴」。而正因為文化研究那一套術語，加於模身上，語言不單沒有透視現象的能力，「救佢反而害佢」，讓李小良做一個高深的學者，周秀娜做一個無腦無學歷的妹，然後被周刊借題發揮，強化學術與民間的雅俗界線。
李小良所套用的術語，例如evasive pleasure、主體自覺、emotional moments、奇觀社會等等，文化研究學者大都熟識。不怕對同仁坦白，我是愈來愈懷疑文化研究的複雜術語。起初我還是前一句「快感」，後一句「欲望」的，用得起勁，自覺愉悅。但這多年來我是虛心自問，這些說法，是否實有所指？是否比通俗語言更有效？個人覺得，自己那套文化研究，有時真係「淺入深出」。所謂intensively emotional moments，所謂pleasure，在這種與模對話溝通的情景，意之所指，似乎就是「好爆」、「好型」、「好High」，「覺得自己幾OK」、「自信返晒」；這些不也是周秀娜同代人的顯淺說法嗎！
在學術會議，大家分享抽象的共同語言而作理論推敲，那是自然又有必要的學術對話。但我發現自己跳進術語的世界中，自以為是介入日常生活，卻是迷失與迷信，更覺遠離生活。人文學術只要能透視文化，術語艱深又何妨。但今次科大對談的用語，其實並不高深，只是錯用。被訪者在不知情下，被慣常不用的「古怪」言詞詰問，「被考起」實屬必然。這是溝通、傳意、訪談的失誤。再進一步，「愉悅」是否實有指，而非文字遊戲，那就要看文化研究者重視人生世相，還是在學術迷宮自娛。
這裏可補充一則文化研究的真實笑話。90年代中期，物理學教授Sokal，投稿著名的文化研究學刊《Social Text》，發表了一篇「廢」論文，說什麼「概念革命，已深化了一個未來的後現代和解放科學的涵意……」總之把最流行的學術潮語「抄埋一碟」，而惡搞論文竟被刊登。他又在另一本期刊《Lingua Franca》自我踢爆，寫了一篇〈A Physicist Experiments with Cultural Studies〉，旨在說明文化研究一見學術潮語就興奮莫名，不理是否呼應現實，就視之為學術珍品。這個「文化研究實驗」，震撼美國學術界，史稱「索卡惡作劇」（Sokal's Hoax）。文化研究被整蠱，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索卡有心玩，避無可避。文化研究不少精闢概念，能讓人超越常識，揭開現象背後的關係，不應被索卡一筆勾銷。
但按照我只有三數年與文化研究的「戀情」，也感受到文化研究對於「淺入深出」的術語特別熱情；那些對術語的愉悅，有甚於對現實人心所向的追尋。周秀娜喜歡「爆」，追求自我，改造身材，自知三點不露同時售賣性感與性幻想有其市場，而她背後的經理人深明此道，配合周小姐自信、有堅持，而且EQ高，不怕傳媒醜化，最終成名圖利。這個模故事，以及背後情色、女體、禁忌、壓抑的問題，真要耐心梳理；概念能否說明問題，才最重要。
李周對談 不少概念錯配
今次對談，有不少概念錯配之處。英式文化研究對精英與低下階層之間的抗衡理論，按照我有限的理解，並不適用於香港模。香港的精英，價值觀與文化品味其實十分市井。香港精英以前大都是移民。周秀娜不算是草根，批判她的傳媒也不是貴族。此外，John Fiske的evasive pleasure更難套於周秀娜頭上。我不覺得她是逃避主流並在抗衡中得到快樂（或愉悅）。她是在香港這個殘酷的消費社會之中尋找掙錢謀生的空間。
這幾年，我幾乎放棄了文化研究。但上月同事訪問美國文化研究開山祖師Lawrence Grossberg，令我重新對文化研究心生敬意。目前文化研究已逐漸普及，甚至已成為獨立的學系。這可說是文化研究的成功之處，但也可視為文化研究的獨特性已逐漸模糊。在文化研究開花結果又變得性格模糊的今天，Lawrence Grossberg回顧文化研究的歷史，重申文化研究的精粹，是一種面向當下的「激進處境主義」。激進處境主義是以具體處境作為第一優先。其激進之處，在於質疑一切現有理論、意識形態、建制權力對現的詮釋；努力進入處境具體特性，並作富想像力的推敲。
Grossberg說，處境在變、各地不同、時代不斷變遷，文化研究學者因此不能慵懶，對每一種新處境的研究都是一種新的介入。上世紀下半葉在英美發展出來的文化研究成果，只能參照而不能硬套在今天；各地文化有其獨特性，在普遍的通則之下各有表述。Grossberg在電話對話之中，對華人文化研究學者說﹕請你們放棄英美那些精英與民間抗衡的概念，從你自己社會出發，認真對待身處的十字路口，這就是文化研究。
身處的情景最重要
我想，文化研究當初吸引我之處，就是這種「激進的處境主義」：經典可參考、理論可參考、術語可借用，但最重要的是你身處的情景。Grossberg回到基本，把我從文化研究的懷疑與失望之中稍為挽回過來。
說得遠了。我只想說，Grossberg的提醒值得香港文化研究者反思﹕不少學術理論都是求普遍通則，文化研究是義無反顧的追尋當下處境的特殊性格，努力貼近現場，站在十字路口，猶豫、思考、追問。
上文的自問自答，有何粗淺曲解之處，希望學者同道指證。共勉之。
*與Grossberg 對談，可參考最新一期的《傳播與社會》學。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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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產沒落，為富不仁
張立
狂炒豪宅，全球最貴，有地產商自鳴得意，但在冷靜分析家眼中，走向衰落沒落，才會做出瘋狂的行為。
八十年代，香港地產商積極進取，與經濟發展同步，他們的努力得到社會的認可與尊重，當時的炒家排隊賣籌，為人鄙視，但老百姓是把地產商與炒家分開的。
今日地產商自己成為炒家，聯合公關傳媒以及「橫手」做媒，放不盡不實的消息，吸引無知者製造恐慌，刮乾小市民有限的金錢，實已站在許多市民的對立面，難怪不少人把地產商與「為富不仁」掛鈎。
為何說「為富不仁」？傳統文化中，窮得揭不開鍋，做違法的事，是得到同情的。過去農村小偷被捉，知道果真為養家而被迫犯錯，不但不受罰，反而大家湊點食物，這反映中國文化的包容與寬懷。但如果很富有，仍盤剝窮人，則被稱為為富不仁。今日香港地產商富可敵國，這得益於過往數十年的政策傾斜，是香港眾多小市民把他們捧上富可敵國的地位，不感恩圖報就算了，利用大量財富，繼續哄抬樓價，無異於與千百萬辛辛苦苦打工、儲蓄首期、節衣縮食而供樓的打工仔爭飯食。當大角咀、土瓜灣都變成「豪宅」去標價時，最終也會帶動中下價樓宇飆升。
八十年代的香港是上升期，而今是停滯期，今日的香港中下層人士的工資，不升反降，已到了吃老本的時代，地產商的所為是釜底抽薪，甚至是落井下石。
當香港的樓價位居全球第一時，他賣的貨品又如何呢？北京、上海、紐約、倫敦的一千呎樓，實用面積幾乎是香港同樣呎數的一倍。
價格全球最貴，實用面積全球最縮水。賣樓廣告，沒有圖則，只有美女，正是香港地產窮途末路的寫照，也是地產商末路的寫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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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文鴻﹕一個真正復興的階段開始
【明報專訊】中共建國60年對中國或中華民族來看，是根本地扭轉了自1840年以來的逆勢。解釋中共革命成功有不同說法，但關鍵是革命成功，中共革命成功是相對於辛亥革命和北伐的失敗。從1950年開始，中國經濟和社會開始穩步上升，即使有轉折，上升之勢並沒有改變。無論從國際或中國本身的歷史而言，國家統一、政治穩定是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條件。日耳曼帝國的崩析瓦解至退歸土耳其，正是歷史殷鑑。事實上，從清末開始，中國的版圖便不停收縮。斯大林一度的設想﹕中共與國民黨長江南北分治，實際上是分裂中國，而毛澤東不為所制，統一全國；若不是美國攔阻，台灣亦不可偏安一隅。
中共1949年代表國家人民大勢
中共在1949年所代表的不是一黨一派，而是國家與人民的大勢。甚至亦呼應在二次大戰後殖民帝國開始崩潰時的國際民族解放大勢，也同時以中國革命的成功，來推動國際的大勢。及至韓戰越戰，遺緒更伸延至1968年資本主義國家的學生社會運動。
60年的成績不易評估。各家各派各有價值判斷，也有過多的「如果」和「可能」的假設和猜度。但至少是兩條﹕一是中國穩定發展，而從發展中開放許多變化的機會。二是人民生活有實質的轉變，且是巨大的轉變，就算不談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從1949年算起，經濟與社會的發展與同期同等發展水平起步的國家相比，表現優越；而若沒有1949年至1979年30年的基礎，包括政治社會文化和制度的條件，不可能有其後30年的高速增長，也不可能逃避如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崩潰帶來的全民災難。
沒有穩定 所有發展無從談起
縱使我們怎樣指摘中共政權在60年裏眾多的政策失誤和政治發展緩慢，但穩定是第一條，沒有穩定，所有發展都無從談起，而以部分中國人在近100多年、乃至近年所表現出來的習性，中國若遇到如蘇聯崩潰的政體轉變，賣國的人絕對不少。中國未必可比蘇聯崩潰產生出來的黑社會資本主義（mafia-capitalism）有所優勝。中國大有可能再走上1840年以來的衰敗道路。
政治發展並不是簡單的選舉制度，更重要的是公民社會的演變。而且不可能是單一價值體系的公民社會，而更標誌社會發展機會的應是多元化的公民社會，或不同地方的公民社會。關鍵之處在於價值體系的多元化，在多元化中容忍少數，容許轉變。任何政權（中共政權不例外）若能長期運作，便必然包含多元化的因素，包含妥協和變化。中共建黨以來從來就有黨有派，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也從來不是以毛澤東個人意志來推展，而是毛的巨大權威仍然受制於黨內外的黨派、各方利益的衝突平衡。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的出現，反映出整個社會與政治體制的可變能量。
在改革開放的30年裏，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給予較佳的評價，但市場化改革並不一定只有一條發展路徑。不單蘇聯東歐在1990年代政治體制轉變的眾多危機和問題，引發出對市場化改革的反思，此外，日本1990年代的經濟放緩，亞洲金融危機與美國的金融海嘯，都突顯出市場化改革並沒有固定的方程式。美國模式，或美國（華盛頓共識）主張的自由市場，乃至香港模式和港商的東莞模式，均存在嚴重的問題。近年來，內地民眾的各種抗爭，且從勞資問題擴展至環保、維權等更大範疇，顯示出30年來改革開放政策帶來的失誤，正觸發起社會民眾的反抗。表面上或許與政治和社會要求穩定有矛盾，但穩定不能變成保守或對變革的鎮壓，而強制壓抑卻不解決政策失誤積累起來的結構矛盾，最後也會徒勞無功，而社會民眾各方各面的抗爭事實上正起社會經濟失衡走向平衡的作用，這才是積極和可持續的穩定。相對於社會民眾分散和被動的反應，中央領導層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更是全面和深刻地調整整個社會發展的方向。糾正市場化改革的失誤，把中國的發展回歸到大多數發達國家（美國除外）的主流——可持續發展與社會和諧，以社會的文化價值道德、傳統制約市場機制的社會分化和對社會與自然資源的過度掠奪、壟斷。
中國的復興還只在半途
政治發展不可能超越社會的實際基礎。中國在1949年以來的發展基本上是重建中國社會各方面的組織結構，扭轉戰亂和經濟衰敗帶來的社會解體、文革等政治動亂。市場化改革的過度分化，都阻慢了社會組織和制度重建，但卻沒有破壞整個過程的進展。而重建的作用是積累知識、經驗、制度資源和價值，同時擴大了社會文化空間，容許和推動多元化，制度基礎從淺至深，從窄至廣，把人治和代表一時一地利益的政治因素壓抑、制約。
2009年的中國佔全球經濟的比重不到15%，不如1820年的三分之一。中國的復興還只在半途。2009年中國的增長會佔全球增長的一半比重以上，發展的勢頭正在加強，而科學發展觀使中國的發展從賺錢為尚的短視，轉為長遠和社會文化的發展，與全球可持續發展配合和結合起來。或許標誌60年從衰落重建的階段結束，一個真正復興的階段開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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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12 | 建國六十年 | By 鄧傳鏘 2009-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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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思光：後共產主義中國才能實現民主
中共改弦更轍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經濟取得翻天覆地的變化，許多學者都寄望，中共能和平演變推行民主。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榮休教授勞思光卻認為，民主、自由、人權這些普世價值，只能在後共產主義的中國（Post Communist China）才能實現，而中國的前途繫於如何在現代世界建設現代中國。
勞思光認為，中國現時面臨的政治困境，需要放在世界史這一大框架來瞭解（China in the World）。目睹現代文化的缺失，十九世紀出現很多批判現代文化的學者，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德國哲學家馬克思，他對於現代文化基本上是持抗拒的態度，強調要由少數人來專政，務求建立一個絕對權力來實現其政治理想和社會革命。勞思光形容，革命專政是挑戰現代文化這個大潮流的小潮流，希特拉、蔣介石都是其旁支，蘇共、中共則是最大的實踐者。
勞思光又引用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ber）的觀點指出，不論現代文化有多少缺失，我們事實上已活在現代世界，不能回到以前的時代，我們只能在現代世界求進步。如果中國要有發展的前景，就不能設想要它回到前現代。他批評，中共所講的人民民主專政根本說不通，中共的革命專政是開歷史的倒車，專政的小潮流是與民主的大潮流相對立的。
在勞思光眼中，六十年來，中共的本質並沒有太大改變。「中共的統治既是革命專政體制，政治必然是封閉的，中共前三十年政治都是封閉的，這三十年可以說是中共統治的原型。當專政思想愈益激進，最終釀成文革巨禍，經濟瀕臨崩潰、民不聊生時，鄧小平才被逼作出技術性的改革。經濟雖開放了，但專政並沒有改變，經濟發展只是為了鞏固統治權力。」勞思光還認為，鄧小平其實並不明白自由主義經濟理念的精髓，所以才有「摸着石頭過河」的想法，他開啟經濟發展的大門後，經濟就如脫韁的野馬般自己跑下去，今天中國的經濟局面，絕非鄧小平所能預見。
對於一個政治封閉、經濟開放的中國，勞思光有很大的憂慮。首先，從經濟角度考量，幹部的特權滲透到經濟領域，造成今日官商勾結橫行，財富壟斷集團的形成，在不公平競爭下，貧富不均問題嚴重，這些現象都是對自由經濟最大的背離。其次，只着重經濟層面，就會出現今天價值、信仰崩潰的局面，舊價值體系消失，新價值體系未建立的中國，社會亂象紛呈。
中國的民主曾經有循序漸進發展的希望。「在六四前幾年，香港的法治、自由觀念，對大陸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喚起內地同胞對這些普世價值觀的渴求。當時我與嚴家其等大陸學者討論時，他們也非常認同香港這些價值觀。假如沒有六四事件，中國大地上的民主種子說不定可以提早開花結果。」今時今日思之，勞思光仍不禁扼腕嘆息，他表示六四後中國的民主進程受到沉重打擊，整整十年都遭受壓制，六四事件使民主的幼苗被連根拔起。
六四的教訓是，推動民主不能漠視現實的情況，據勞思光分析，六四以失敗告終，其中一個因素是，民運、學運人士手法幼稚，不懂得運用策略。他憶述，在六四悲劇發生一個月前，就忠告嚴家其等民運人士，不能得寸進尺，逼着執政者攤牌，民運要一波一波地推進。勞思光認為，如果當時民運人士懂得運用這策略，民主的精神就會在民間漸漸紮根，結果可能截然不同。另一原因是民運、學運人士的質素。由於民主、自由的訴求具有神聖性，他們初時都獲得整個社會的同情，其後部分人開始內鬥、爭權奪利，流亡海外後的表現尤其令人失望，這不禁令人懷疑他們對民主、自由是否有真正的認識。
採訪、撰文：鄧傳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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